“她退学后告诉我说她找到了工作。高中化学老师。她本科时考了教师资格证,我真以为她当老师了!”
周远泽遗憾地回去,对于周笑言所遭受的一切他依然一无所知。
父亲的工伤认定没有新证据,复议仍维持原判。之后起诉、开庭。
周远泽忙完课业,就做家教赚钱,省吃俭用,足以覆盖他和妈妈的费用。
他常常和楚夏联系,她说周笑言的结果大概率是一个人导致的,那就是她的老师。但周远泽要确切的事实。他领会到寻求真相多么艰难,每当他以为他接近真相一步,等待的却是更扑朔迷离的残酷的现实。
并非每个人都乐意帮他。
或者说他与所有人非亲非故,周笑言更是敏感话题,大家都是普通学生,不愿扯上麻烦。
“要毕业啊!还有沉没成本,每个人都忍很久,习惯了。凭什么现在为了个退学几年的师姐帮你?”楚夏把酒杯放在桌子上,吐出一口烟,“再说只要还想在这圈子混,谁想得罪老师呢?”
时间流逝,他终于渐渐地将几年前的真相东拼西凑,凑出较为完整的情节。
这一年是大三,他成日忙于课业和打工,难得喘息。
母亲打来电话,告诉他她再一次败诉,并且以后都不打算再上诉。
周远泽问为什么,她云淡风轻地说:“妈最近不舒服,下周末想去北京的医院看看。老二,你给妈挂个号吧?”
母亲来的那天又下了雪,她责怪周远泽穿得单薄,但自己身上裹着的也是件十几年的旧棉袄。
周远泽盘算着从医院出来后带她去商场逛逛,然而单检查便耗尽了母亲的精力,明天才能取检查报告,母亲早早歇息,他独自出去买了一件羽绒服。
第二天李素兰喜不自胜,连夸他懂事,衣服一上身,松松垮垮的,周远泽说:“我记得你一直穿中码,怎么有些大。我换个号吧。”
“不大,正好。”
母亲固执地不肯换,周远泽后知后觉地发现她瘦了,上一次打量母亲他已忘了是什么时候,脸颊不像现在这样凹陷下去,皱纹也没有现在深。
“家属和我出来。”医生说。
“是卵巢癌。晚期。”他关上门,告诉他。
周远泽回过头,看到李素兰坐立不安的模样,她攥着灰扑扑的印着工大校徽的帆布包,嘴唇紧抿,像等待审判降临。
羽绒服在她身上像一块厚重的棉被,她瘦小的身体缩在里面,令他想起街边摘下头套的充气人偶。
她回过头,透过小而方正的玻璃,向他露出一个不自在的微笑。
医生说在哪里治都差不多,建议他回老家。
那晚母子俩吵起来,周远泽坚持要她留在北京,但李素兰想回家。
周远泽觉得至少要多问几个医生再做论断,兴许有其他办法,钱他可以想办法。母亲说他想法太单纯,人活到头没必要浪费钱。
他甚至搬出姐姐,说她没有母亲怎么办,她们母女俩过去一向亲近。李素兰却激动地说,周笑言是她这辈子最大的耻辱,她一辈子老实做人,从没有这么抬不起头。
终于周远泽败下阵来。他受够了也厌倦了无休止的争吵,当母亲长篇大论控诉他不理解生活疾苦后,他疲惫地说:“随你吧。”
他给母亲买了返程的票,匆匆返回学校。
校园里已经没有人影,他脑子里各种各样的念头盘旋着,他就是想不通,不明白到底为什么。
为什么母亲不肯再抱些希望,为什么这么多年她还是恨周笑言,又为什么周笑言亦不肯原谅?
明明所有的事情都始于周笑言的突然退学,可她那些同学们,为什么就是不肯透露一个字给他?
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,为什么遇见这一切的人,偏偏是他?
转弯时前胎砰地一声爆裂,车把手瞬间失控,他摔下去,正好落在马路牙子上。自行车结结实实压在身上。

